摘要

福柯《主体的诠释学》不断提及爱比克泰德,并试图通过“看护自己”(epimeleia heautou)与“认识你自己”(gnōthi seauton)的关系,描述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观念的转换以及“主体的现代模式”之生成。而爱比克泰德也是中国人接触西方思想的起始,利玛窦的《二十五言》便是编译其《道德手册》。利玛窦撰写《天主实义》是“引用中国经典来说服士大夫”,《二十五言》则似乎要借助爱比克泰德勾连中西之间的教化传统。然而如果以利玛窦和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读解互为参照,并虑及利玛窦《交友论》和《二十五言》的编译由来及其与王学弟子的交往,那么,“知行关系”究竟是落实于道德践履、还是通过“行”而重构一种理解结构?其中的意义或许在“语内”和“语际”的比较中更为清晰,并当在“相互批判”中得到“双向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