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转向一直是近期艺术家与人类学家之间争论的焦点，其中民族志概念的扩展成为至关重要的部分。长期以来，民族志被认为是人类学的专有领域，而克利福德等学者的观点不再将其视为人类学的专业技术，而是为之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与兼收并蓄的解释方法。民族志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艺术学与人类学观点的趋同？抑或是它于实践中忽略了二者显著的差异？论文提出应更加批判地看待民族志的转向及其对艺术家与人类学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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