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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超大社区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空间形态上的生动例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风险挑战的特殊场域。基于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的实地研究发现，多方协作下的“快速城镇化”与“住房产权差异”凸显超大社区空间压缩型风险；权利分化下的“塔西佗陷阱”与“非对称权责”导致超大社区空间博弈型风险；社群分异下的“文化堕距”与“本体性危机”加剧超大社区空间区隔型风险。鉴于此，应当立足治理场景、治理方式与治理价值的新变化，化解超大社区衍生的多重空间风险，促使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成熟定型、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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