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话剧批评界有关“戏剧的文学性”之讨论，往往陷入文本/剧场、文学性/剧场性、戏剧/文学的二元对立话语之争。“戏剧的文学性”不意味着抛弃剧本，或者贬低剧场艺术；与文学有别，但又寻求与文学的通性。其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戏剧观念，固然值得坚守。与此同时，批评的活力也需要在新的戏剧观念和创作实践中不断被激活。在消除偏见、相对宽容的生态环境中，戏剧的生命才得以恒久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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