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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与中国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上，同为后发型国家。新加坡开展刑事司法改革已四年有余，除在“高盛案”中适用过“有条件警告”制度外，新加坡当局始终保持着谦抑审慎的态度，迟迟未激活暂缓起诉制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伴随着暂缓起诉而存在的“两极分化的司法体系”以及缺乏司法制衡的检察裁量权对于该国法治有着潜在威胁。鉴于新加坡的相关经验，我国在后续的企业合规改革中，在警惕刑事合规万能主义之余，还须回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观照，加强对检察裁量权的制约。具体来说，应作好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模式选择与协调衔接，审慎推进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并明确法院在刑事合规中的角色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