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时期伊始,《北极光》一方面为女性摆脱文革的性别倒置做出了匡复,另一方面却在知青返城的困境书写中,将女性历史叙事主体性地位遮蔽。这种悖论的女性历史叙事,展现了知青女性在新时期现代化场域中的困惑,以及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艰难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