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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机的概括式扣押是侦查实践的产物。然而在侦查活动中，侦查机关概括式扣押手机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合乎法律规定，但在行为正当性方面却存在一定的补给缺位。具体而言，概括式扣押手机的行为正当性存在3方面问题：一是违背程序正当理念的理论规制，二是造成公民基本权利的过度干预，三是忽视手机通信工具的角色定位。为此，在应然层面，须明确手机概括式扣押的授权依据，对其进行严格的程序限制，确认其追责和救济制度，为手机概括式扣押的权利保障制度构建提供学理指引；在实然层面，应当确立手机概括式扣押的分类分级制度，避免手机概括式扣押行为在侦查实践中偏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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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