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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71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访问北京,与在京传教的德贞医生分别以不同的视觉技术拍摄了北京的遗迹影像,其中一些影像成为1887年法文本《中国美术》和1904年英文本《中国美术》的重要插图。这些与中国美术相关的文化实践均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与汉学、博物馆体制的合作中,海外中国美术史的雏形也由此勾勒出来。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摄影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史实践,不仅提供了中国美术视觉上的可读性,呈现出海外中国美术复杂的原境,而且暗示着不同的西方知识群体对中国美术遗产中时间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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