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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7年4月底广州白云山大福岭发生麻风病人被军警集体枪杀惨案。新闻界根据知情人士消息与实地访谈，认定这是一起广州警政当局制造的谋杀案，连续发文予以谴责。广州当局对此极力否认，指其为谣言。针对此一状况，以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代表的医学界，尤其是麻风救济界，通过公私途径向各级军警政界请求彻查大福岭事件真相、惩处枪杀麻风病人凶手，并提议筹建麻风院救济等措施，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广东归政中央后担任财政厅长的宋子良与大福岭事件存有一定关系。新闻界、医学界、司法界和军警政界等对大福岭事件的不同因应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结果，折射出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在治理麻风病等传染病方面的无力与中国社会精英自发救济麻风病患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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