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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