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熙丰时期“得君行道”的政治实践，表现为通过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将君主之“势”与自己所发掘之“道”相结合的“借势行道”。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避免了二府、三司对新法的掣肘，实现了神宗与王安石的“道势合一”。但由于异论对变法的干扰，王安石选择“以势压道”,迫使异见士人离开权力中心，以使新法不“为异论所胜”。王安石的政治实践由“借势行道”“道势合一”至“以势压道”,反映出他在“遵道”与“从势”间的游移，这也是他被视为“不知道”、所行“非道”、行“申韩之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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