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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沫若的思想在1920年代中期发生明显“左转”。这种变化契机导源于翻译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方面显示出郭沫若面对早年思想困境与危机借以寻求思想出路，另一方面也是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重建思想根基的过程。郭沫若在接受河上肇关于社会/政治革命思想实现“左转”的同时，思考并形成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逻辑的革命主张论与革命文艺论，完成对河上肇著作思想本身的超越。由于强调思想的实际功利性与文艺的现实能动作用，郭沫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颇与失衡，借助历史研究以及对文艺观的调适完善，他再次实现与时代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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