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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宋高宗和大臣们围绕初立、避敌、定居、措置、国是五大主题对驻跸何处展开争论。这些有关驻跸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回銮(川陕)派、西幸(汴京)派、南渡(江浙)派、南移(京湖)派。四派大臣皆以迁还中原、重归正朔为中兴目标，派系之间的分歧其实映射出各派大臣对如何迁还中原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的发生，实质上是南宋对“大一统”观念进行狭隘辩解的结果。南宋正是在南移过程中开始凸显“中国”作为汉地中心的专有性和汉人身份的唯一性，将“大一统”标准由汉唐时期的“天下”重“一”转向服务自身的“中国”重“统”,这种偏执的严防华夷的思维客观上促进了金元“大一统”意识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南北封建化进程的差距，成为“大一统”内涵蜕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更新的关键。因此，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是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块重要的历史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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