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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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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