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宋徽宗画院因与画学设置问题相关联,历来为探讨宋代画史者所重视。本案在重新梳理国子监画学生成背景与教育理念的同时,力图将其实际意义的考察置于徽宗一朝画院建设的历史轨迹之中。由此发现,以崇宁兴学为背景,画学的应运而生,并非代表徽宗的个人意愿,而画学对于绘画人才的文人式教育并不成功,这也构成了画学罢停的重要原因。而自政和始,随着与画相关之事复入内宫,图画院再次成为绘事变革的焦点,这才意味着徽宗朝的绘画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虽然,图画院创作与后起之文人画理念存在根本差异,但这种审美取向的双重标准并未造成宫廷绘画的内部冲突。而这种在皇权影响下的北宋绘画的文人式探索,在徽宗朝实际呈现为画学罢停前后的两个阶段,但其结果则是无论画学生还是院画家,他们的地位始终不能等同于文人。另外,崇宁与大观间的画学设置并不能构成政和及宣和间画院人才兴盛的直接原因,而在圣艺的光环与禁锢下,画院创作专尚法度。虽然徽宗画院的创作规模与制作水平均称极盛,但就个人成就而言,却可谓星光暗淡,这与北宋宣和间绘事的鼎盛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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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天津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