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一在探究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现代语言科学与民族国家之建立的内在关联时，柄谷行人指出：“并非语言学家本身做出了什么政治举动，仅仅是将语言学的认识奉为科学，就发挥了无上的政治性功能。”1即便撇开“现代文学”与“国语运动”的整体性关联，不在柄谷行人所说的“现代语言—文学”这种历史事物本身的“形式”层面上，而把问题简化到极致，在最粗糙的意义上，从题材、内容和情感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形成之间复杂关联，也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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