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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古元延安木刻的风格"转变"问题,研究界多强调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及艺术家对群众观点、民间形式的采纳。在这类断裂叙事之外,更值得探究的是古元在这一"转变"背后未曾中断的形式机制,及其在新内容与旧形式之间细腻的、富于创造性的形式改造路径。古元的形式探索真正关切的是,如何构造出富于情感性的艺术"细节"与有条件的"真实",从根本上贴近农民的生活经验、情理结构与身心感觉。但从1945年关于新年画神像格式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可以见出,古元在新生活与旧形式之间开掘出的这一经验与情理上的关联机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有效的推广。这既是古元这一时期形式探索的超前之处,也是延安木刻在寻找"民族形式"过程中长久面临的困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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