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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光年间，两淮盐运使淮北监制同知童濂在扬州设局，延请刘文淇、杨亮、王翼凤、吴熙载、强溱，为《南》《北史》作注，姚莹为最后之“通校”与“润色”。汪士铎居家分任补撰志、表。姚莹致书童濂及局中诸子，纵论注史不易，并就注史的宗旨、内容、原则、方法等进行讨论，识议堪称精核。汪士铎补志，虽详略繁简不一，却能在短时间内充分网罗史料，重加梳理，使南北八代典章制度触目可观。自童濂弃世，书局遂散，兵燹迭至，《南》《北史》合注及志表书稿一度不知所踪。在后世学者存未刊、补阙佚、寻失稿的百般努力下，注与表虽不幸失而不可复得，志则大幸失而复得，终为完帙。童濂在骚雅道衰、寒士求食艰难之际设局修书，为当时学者提供庇护之所，足堪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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