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西方传播学界“马克思归来”热潮的重审，得以发现西方传播学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贡献与认识局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媒介与传播思想进行了再阐释，还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质，力图用理论创新推动传播实践与传播秩序的良性发展。面对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境与新时代的要求，“把马克思带回来”不失为一条扩展研究视野并建立中国传播学主体性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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