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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职业召唤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与内部心理机制，探讨组织自尊、生命意义在职业召唤与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2022年4—6月，采用本土化DOBROW职业召唤量表、STEGER生命意义量表、PIERCE组织自尊量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对长沙市某制造业148名员工进行3阶段追踪数据调查，采用SPSS 26.0、PROCESS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员工职业召唤得分为（3.95±0.72）分，组织自尊得分为（3.52±0.63）分，生命存在意义得分为（5.77±0.93）分，生命寻求意义得分为（5.43±1.29）分，职业倦怠得分为（1.42±0.84）分。回归分析显示，职业召唤与组织自尊、生命存在意义、生命寻求意义均呈正相关（β=0.49、0.48、0.21，均P<0.05），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β=-0.26,P<0.01）；组织自尊、生命存在意义与职业倦怠均呈负相关（β=-0.21、-0.30，均P<0.05），且组织自尊、生命存在意义在职业召唤与职业倦怠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6%，生命寻求意义的作用不显著。结论 管理者需善用职业召唤的激励作用在企业管理中适度增强企业及个体的使命感，在文化建设中对高绩效表现的员工多给予激励和认可，提升员工的组织自尊，以减少职业倦怠，维护员工的心理健康。同时，管理者也应该关注过高的职业召唤水平可能激发个体更高的生命寻求意义动机，引发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增加个体职业倦怠，在管理实践中应规避过高的职业召唤水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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