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使用《仪礼要义》等文献进行校勘。嘉庆二十年阮元刊刻《仪礼注疏》,继承了张敦仁本《仪礼注疏》中的一些问题,也改正了若干错讹,有值得肯定之处。道光六年朱华临等人重校阮刻本,根据陈凤梧本等版本进行校改,然而所改文字是非参半,后印者文本质量未必全面胜于初刻。同治十二年江西书局再次修订,改正少量问题,然此时板叶已存在部分漫漶。以阮刻本为底本的整理本,在肯定阮刻本价值的同时,还要了解阮刻本迭经重修、重印过程中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