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班氏家族的丰厚藏书拓展了王充的学术视域,是王充能够建立其独特思想体系的重要契机。洛阳书肆对王充同样影响深远:一方面,它急剧扩充了《论衡》的篇幅,使后者成为辑佚、校勘周秦两汉文献的渊薮;另一方面,由于王充在创作过程中汲取了海量未经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体现民间文化形态趣味的材料,遂令《论衡》呈现出“文重”“形露易观”“不能纯美”的文学风格。返回会稽后的吏员生涯令王充得以寓目诸多乡邦文献及与职务相关的各类图书,这些书籍拓展了王充的实务知识,丰富了《论衡》的写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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