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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丹溪与《局方》之争,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中的代表性事件。但对相关历史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可发现朱丹溪对《局方》编纂定位与目的的认知并不全面,对《局方》的批判也有失苛刻。与朱丹溪交往密切的儒者,以及朱丹溪的弟子和后世私淑丹溪之学者,对丹溪与《局方》之争的书写呈现出对丹溪一方的倾向性。但《局方》并未因此而衰退,后世对《局方》仍有大量应用,而且以温补为代表的医家也对丹溪之学的偏颇提出批评。近现代以来,医史个人著述与高等中医院校《中国医学史》统编教材,对丹溪与《局方》之争未做过多倾向性评论。与之不同,《中医各家学说》统编教材的叙写重点,以及最终要面向的临床定位,则突出了丹溪之学,影响了今人对《局方》的认知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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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基础医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