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构成了陈映真创作上的分水岭，其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他在创作题材上的鲜明变化。不仅前期主要题材被新的题材所代替，前期隐藏的次要题材也成为着力铺陈的重点。创作题材上的变化反映了陈映真内在的精神结构的变化，也即基于前期的“中间物”意识的重构。出于对大陆“文革”的理想主义地想象，陈映真精神结构的张力发生变化，左翼青年主体的道德困惑得以解决，他得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展开对于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多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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