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德意志浪漫派渴望基于文学艺术的隐喻机制,探究一种对绝对者之同一性进行全面把握的哲学方法论,其动机则是探求康德式认识论哲学和斯宾诺莎主义泛神论的“中道”,从而进一步推进审美启蒙。在谢林的艺术哲学构想里,哲学之“思”成为自然不断进行着的自身显现;施勒格尔则认为,艺术的创作性、感受性本质及其形象表征应当成为“思”的生活基础,引领尚未熟悉哲学的主体通向最终的哲学“自由”。基于对作为起点的特殊自我和作为终点的普遍自我的区分,浪漫派设定了一种无限类比关联中的反思观,并使之获得更为通俗的有机自然的隐喻外观,在开展审美启蒙的同时,也让启蒙的重心发生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