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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写于1922年底的《呐喊·自序》，在提供“鲁迅前史”的实证材料之外，也是作者对“历史”的一种文学性征用。“新生”这个意象作为“鲁迅前史”中唯一得到确切命名的对象，在形式上决定了《呐喊·自序》文本内部的两层“倒错”：在处理历史信息时“实写”与“虚化”的倒错，以及叙事形式与表情意图的倒错。而《呐喊·自序》作为小说集的“副文本”，在主旨层面规定了集内诸篇小说的阐释方向，同时也以自身的内部构造表征了叙事可以达到的文学高度，这也在外部构成了一层集与文之间的倒错。经由形式分析，《呐喊·自序》的文学性空间被重新打开，这种文学性所关联的，是鲁迅以叙事抵抗命名系统的异化的现代主体自觉，而这正是“现代文学”之“现代”的重要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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