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是清代为加强皇权而创设的重要行政文书,具有很强的机密性。但在同治年间筹划修改条约和处理日本侵台案时,却连续出现了奏折泄密事件,一度影响了清廷的洋务交涉,引发了总理衙门的担忧。清廷责令总理衙门和涉事督抚彻查,但除曾国藩和沈葆桢自请议处外,因疆吏因循塞责,且为避免刺激列强,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反映了奏折制度在晚清应对变局时局限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