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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生在人群密集场所的高空抛物行为，施于公共场所，指向公众中不特定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打破了公众生活的平稳和安宁，体现了“公共”的社会性，再加上其有导致不特定人伤亡的具体危险，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危险性相当，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并非对以往《意见》的否定，将高空抛物罪定位为抽象危险犯的直接起因涉及回应民意和现象立法，但同时具有深层的理性依据，即基于个人安全需要—免予恐惧的权利—他人行为义务的逻辑链条，为维护保护法益所必须的社会秩序，立法者改变了依照具体危险犯惩罚行为的司法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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