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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不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统的局面，面临着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竞争加剧、外来强势文化影响等诸多挑战。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其背后的动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分析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晚期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粟1426粒、黍305粒、稻米5粒、大豆7粒）和河南洛阳班沟遗址（出土粟637粒、黍16粒、稻米1粒）的植物遗存状况，结合中原地区其他仰韶晚期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情况，认为庙底沟时期形成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延续，在农业耕种制度方面相对粗放。大豆开始普遍出现，但数量还较少。稻米在仰韶晚期遗址中的数量明显提升（新街遗址出土802粒，庙底沟遗址出土648粒，土门遗址出土738粒，苏羊遗址2589粒，汪沟遗址出土668粒），甚至在新街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中形成了稻旱混作的新兴农业生产模式，其在不同遗址重要性的高低受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位置、饮食传统、聚落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大大增多，农作物的传播和人群的迁移频率也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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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