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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肇始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将技术批判视作为重要主题，而后被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发展为技术理性批判，并最终陷入悲观主义的工业文明批判。之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试图拯救物化批判，从不同角度对物化批判做了主体间性的重构，由此转向技术的政治伦理向度。哈贝马斯主张物化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但并不否认以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系统之社会整合功能。霍耐特将技术简化为公众参与政治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弱化了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芬伯格认为，相比于霍耐特“承认的遗忘”,理性结构对生活的压迫才是更大的社会病理，因此希望借助激进的技术民主化来实现技术变革，以克服物化和实现人的解放。社会批判理论家技术批判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根本上放弃了总体革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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