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尧臣的至交、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对其诗歌“怪巧”风格的评价入手,以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讽谕诗为例,结合时代背景具体分析这类诗歌的表现手法及其风格形成的原因。在政治环境、平生遭际和个人性情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梅尧臣的政治和民生两类讽谕题材的作品在意象、情境和对比几个方面充分表现出“怪巧”这一与历代治梅诗者公认的“平淡”截然不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