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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07—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和数字应用因素拟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工业三废和能源消费指标结合构建生态环境指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和机理，并进一步对影响效果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分地区实证显示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优于西部，对北方推动作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说明数字经济现阶段通过产生基础设施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赋能生态环境的保护；门限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赋能的非线性作用效果，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特征。结合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水平不够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利用各数字化因素建立环境保护体系、生态信用体系以及生态执法系统，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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