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通过《礼运注》和《大同书》,提出了一种近乎乌托邦的"大同"设想,泯除了一切伦理身份,人人平等公同。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政治和社会的巨大转变,康门弟子陈焕章提出了与老师大相径庭的看法,认为"大同"之世必然保存着人伦关系。一方面,陈焕章通过重新解释《礼运》,在经义层面澄清了"大同"世五伦俱存;另一方面,他对康氏"大同"说的理论根基进行了某种回应,从中可以看到陈焕章在民国乱局中试图用孔教挽救世道人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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