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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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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历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