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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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