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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同治初年两位士人针对嘉庆五年“崔三过失杀父”一案判决所作的驳议，折射出官民双方对服制命案司法的理解分歧。分析可知，双方关于崔三是否有罪的观点差异，表面上来自对传统法中“过失”范围的不同理解，实则根源于在以卑犯尊案件中应当如何处理主观犯意，亦即“原情”与“抑情”的立场分歧。诸多案例表明，刑部“抑情就法”的结果责任倾向，在当时的侵害尊长案件中十分普遍。究其原因，此种倾向很可能受到清代中期服制立法扩张和严格化的影响。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看，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代统治者在法律领域对伦理纲常的刻意维护，是推动上述立法与司法转变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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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