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异化章”中，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的“循环论证”始终是难解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回溯劳动与教化关系的流变。苏格兰思想家拒斥了劳动与德性的关联，而用公共教育与公共政治弥补其缺憾；但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去政治化的教养体制，恢复并激进化了两者的内部紧张，这一转变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畸变为“劳动教化”。青年马克思则延续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判断，即劳动对教化的瓦解，以完成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理，同时又呈现出劳动作为一种“自我确证”方式的新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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