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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在《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中，意外地把具有役籍性质的明代进士的户籍，给人以误当成家世之感，使得本怀疑科举社会流动率的艾氏自己的统计，比“流动派”主将、美籍华人何炳棣教授提供的平民比例还要高。何炳棣与之争鸣时无意之中将错就错，并转换概念，把艾氏的“反证”作为“乌龙”回敬艾氏。这貌似一剑封喉，实则是重蹈覆辙。而一些不知情的两岸学者，把何氏的“回敬”当作定论一再证引，这又对本不该发生的“学案”的广为人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维护两位汉学大师的学术形象，阻止不确之论的进一步扩散，今后在进行相关学术史回顾时，不该把何氏的“回敬”再当定论来征引，同时应在两部经典再版时更正或剔除不当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