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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法律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会，需要化解因人和家庭跨国流动而产生的“跛行的”身份关系之困境。相关实践的考察表明，在协调多元法律文化的过程中，身份关系跨国承认制度具有适当平衡身份关系跨国稳定性和法院地国家公共秩序的治理功能。通过与人权法的合作，身份关系跨国承认制度不仅能够促成法院地国家适度开放其法律体系、包容外国法的规定，也有助于加强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身份关系跨国承认制度治理功能的形成，本质上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文化特性与判决国际协调的跨国私法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国的外国身份关系承认制度应采自动承认制而非法院宣告制，并通过人权法与国际私法的合作形成的“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实现外国身份关系承认制度的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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