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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的关系是民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探讨郭沫若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术关联，可以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在运动兴起之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与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予以肯定、支持。运动转向经学研究与“诸子丛考”之后，郭沫若又主动介入讨论，并在“古史辨”学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尚书》《周易》《老子》《韩非子》等书或书中篇章的著者及其年代的一家之言，进而支援了运动的发展。在运动回归古史再考辨后，顾颉刚又在郭沫若“禅让说”新解的“刺激”下撰写了《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杨宽则择取其古史研究成果论证了自己的“神话演变分化说”。因此，郭沫若可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的一位重要外援参与者。准此而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虽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仍然不乏一定的共同性和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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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高等研究院; 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