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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创伤的不可言说性,由碎片化的创伤记忆构成的见证/证词,往往超越理性和诠释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向知识和理解敞开。对不可能性的见证成为大屠杀后诗歌乃至所有文学创作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策兰是一位用诗歌在战后欧洲的荒原上接受这一挑战的人。面对诗歌的空前危机,面对语言和表述方式的严重污染,策兰用德语进行的诗歌创作是一种带伤写作,他以崭新的方式挪用、改塑、打乱德语,彻底改造其句法与语法,创造性、批判性地重新创造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一种洗尽了极权主义毒素的、被拯救的新德语。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见证了文化与历史的崩塌,同时对奥斯维辛之后是否应该写诗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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