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打工者是中国城乡流动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研究却少有对她们流动经历的关注。对于凉山彝族女工而言，性别与族群、阶层等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塑造其性别化的流动体验。而在流动过程中，彝族女工也呈现其主体性。在婚姻方面，彝族女工通过流动前所未有地挑战传统的婚姻安排，与父权进行策略性协商。在跟随工头流动和打工的过程中，彝族女工又进一步受到资本和父权的规训。面对工业社会伦理观与传统性别规范的张力，她们在城市中缺少向上流动的空间，也易处于被污名化的伦理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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