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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之后，与此相关的学术实践一直在发生。到了20世纪90年代，唐小兵等人合著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更是这一思潮的余绪。由于海外视角的补充，“重写”的工作空间得以进一步激活：在方法论上，以“重读”“细读”作为了“解读”的前提条件；而且相较之前的研究成果，《再解读》一书不仅关注于文本“发生的语境”，更是在此基础上秉持“返回现场”的理念，着意于这一“语境的发生”，使研究视阈得以延展。这一研究模式同时也为不断在“重写”的文学史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为这项以“未完成”为显著特征的任务展现出一种处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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