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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产业的兴起强化了文化的经济效益,也提出了文化的社会效益问题。自孔子、柏拉图时代以来,中外文化理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分析、评估文化艺术的社会效益。就西方理论而言,马修·阿诺德的积极阐释与乔治·斯坦纳的中类观点,代表了肯定与否定两个极端,他们之间的张力为文化社会效益问题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必要的空间。在文化产业不断繁荣、艺术广泛进入生活的当代,学术界亟须把有关文化艺术的社会效益的研究引向深入。《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早已为文化研究界所熟读,把斯坦纳的论述纳入文化社会效益问题的讨论,再结合相关的具体研究成果,有助于避免"一言以蔽之"式的原则性判断和简单化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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