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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同书》吸纳了近代社会科学的新知识体系，不再依托阐释孔子学说来展开。去苦求乐的人道论与“公理”意识，是康有为《大同书》论证大同的两条互相支撑、互相补充的进路。这两条脉络的交汇处，是对“界”与“去界”的分析。“界”是对世界诸苦的原因的分析，“去界”则是去苦求乐的关键环节，是大同公理显现的时刻。九界分别“去界”的分析，通过中西比较分析展开，构成了《大同书》全书的骨架。《大同书》在晚清民初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一分析结构带有初步的、较为系统的社会科学架构的特点，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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