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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重大公共危机背景下,原生风险往往会诱导产生相关的次生社会风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表明,由于广大农村存在上级高效动员与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农产品与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信息多方供给与理性判断能力有限的矛盾、公共道德理性与熟人社会行事逻辑的矛盾,农村容易出现组织治理失度、经济秩序失常、大众心理失衡、个体行为失范等次生社会风险。面对各种次生社会风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生成逻辑,临时性的应急治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后疫情时代的农村社会治理,应该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整合党建引领的政治资源优势、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资源优势、多层次的信息治理资源优势以及农村的道德教育资源优势,走出一条适合农村特点的多元复合深度治理之路,将治理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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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