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每凡易代之际,文艺界往往涌现出守旧与革新的两种学术思潮,清民之交亦不例外。其时,浙、皖诸派已过鼎盛时期,士人学之,不啻“小僧缚律”,为法所囿,具体在宗法、名实、风格方面,保守的印学家们总结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主流终极实在观相背离的具象概念;与此同时,随着魏锡曾、赵之谦分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努力,引领着学术界主动探索印章的价值边缘,深入讨论了范畴控制问题,且将其介入篆刻史书写,尤其在以赵叔孺、黄牧甫与吴昌硕、齐白石为代表的篆刻家身上,不断试探着边缘底线,豹变出了整饬之极与雄厚之极的审美极致,打破了既有的“双非”美学格局。分析印学之所以在晚清民国成为有着“心手不一”和“共存极限”矛盾的价值哲学,与其时古物益多、印刷革命、学科变革、社会动荡、国粹主义及创新意识等有着错综交织的复杂关系。不过,以西泠印社的成立为标志,在经历了前后近百年的学术挣扎后,印学界终于在终极实在观和价值边缘上解决了“什么是篆刻”这一根本性命题,其成果至今犹颠扑不破。而在此过程中闪烁着的思辨色彩,促使印学一跃成为其时最具哲学品格的文艺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