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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贺麟基于理性、真诚、果敢的“著述家品格”,对传统的“盖棺论定”说进行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不仅表达了学术伦理更新的愿望，而且在实践上写就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这一传世行远的专著。他认为“盖棺论定”这种态度不利于形成持中、平正、合理的治学途径，贬损“著述家”品格，容易走入狭隘偏执，大大妨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进步。他主张“自报家门”,他深知“写今人”的困难所在：主要集矢于作品的“客观性”问题，他不主张消极的“罪罚由人”,积极地主张学者们“自报家门”,自我剖析。“祛魅”后的“盖棺论定”仍有其学问的规范效用，但已从绝对的律令下降为相对的准则。“自报家门”则构成了书写现代学术史的一项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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