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下,数字巨头成为影响欧美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变量。借助强大而独特的规模经济、品牌效应、人才战略、用户锁定和机器学习,欧美数字巨头的行为逻辑呈现显著的逐利性、合规性、排他性、隐蔽性和赋权性。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数字巨头迅速崛起,对传统权力形成挑战。随着政治话语权由大众化转向集中化和平台化,数字巨头逐渐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通过动员选民投票、革新信息推送、控制个人情绪、智能精准投放和锁定微目标,欧美数字巨头具备了操纵民意、左右选举的能力。在社交平台领域,数字巨头默许甚至鼓励病毒式传播、过滤气泡扩散和蜂群思维泛滥,致使反智思维和民粹情绪蔓延。

  • 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