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了解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的应对方式对双方负性情绪的影响,为制订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帮助。方法 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济南市2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240对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二元应对量表、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对其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对负性情绪的影响。结果 血液透析患者二元应对总分为(113.83±11.91)分,低于配偶总分;且患者的抑郁发生率高于配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血液透析患者、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分别与自身及配偶的负性情绪均呈负相关(均P<0.01)。血液透析患者配偶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能预测自身的负性情绪(β=-0.29,0.14),即主体效应显著;血液透析患者及其配偶积极应对均能预测对方的负性情绪(β=-0.37,-0.65),即客体效应显著。结论 血液透析患者及其配偶的应对方式与个体和客体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医护人员应及时发现和识别患者及配偶存在的负性情绪,将血液透析患者和配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干预。